七年前，女兒四歲，兒子剛出生不久，家中經濟壓力增加，又逢電子業景氣每況愈下，先生決定轉往大陸工作。當時，我們彼此知道是為家、為孩子，我沒有任何反彈，輕易便達成了共識。我甚至不記得有所謂的「溝通」，只覺得當時這是個不得不的決定。記得出發的第一天，先生一落腳浙江嘉興已是深夜，立刻打電話回家，我們在電話兩頭一直淚流不停。
先生每三個月可以返台九天。爸爸返台的班機通常都午夜抵達，孩子們常為了等爸爸興奮熬夜不肯睡。我總是告訴孩子爸爸非常愛他們，出外工作都是為了他們的幸福。因為爸爸與孩子聚少離多，通常家中的黑臉由我扮演，白臉留給爸爸。我希望爸爸在孩子心目中的形象是慈愛幸福的。
孩子曾問我為什麼爸爸要去大陸工作？不能像同學的爸爸每週日帶他們出去玩？這時候媽媽的功能非常重要，我必須正面的告訴他們，爸爸是為了讓他們的生活過得更好，不得已離鄉背井去工作，其實他比任何人都孤獨。在家裡，我們有三個人，爸爸卻只有一個人。
曾經，先生在某次公司聚餐結束返家，酒後微醺因為想家，打電話回來哽咽的訴說他很想回台灣工作，想要每天陪伴孩子。有時候真的會感到遺憾，覺得父母的保存期限大約十五年，一旦孩子長大，有了自己的人生，那時候我們夫妻卻依然相隔兩地，如果不是依賴彼此間的信任和共識，如何思考未來？
候鳥家庭，似乎是時代造成不得已的悲劇，但我們還是過來了。我們努力不讓家庭因為爸爸不在家就不快樂。正因為爸爸努力工作，讓我們生活過得很好，很幸福。孩子們始終很愛爸爸，這點讓我們很欣慰。（採訪整理／秦嘉彌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