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浩威：當正義成為法西斯
Parinya Feungchan/Shutterstoc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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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ADHD，如果只是一昧地提倡藥物治療，當然是一件極其糟糕的事情；然而如果只是認為自己的想法才是對的，認為所有有關藥物的都是有問題，也是同樣的法西斯思考。在門診的兒童精神科醫師，面對ADHD的孩子時，其中有一定比例是覺得應該開藥的。但是，他們做更多的是藥物之外的心理、教育和家庭的工作。
這個星期六去參加了一場令我感動的活動。中部的一個由注意力缺失過動症（ADHD）個案和家屬所組織的團體「台灣心動家族」，在台灣兒童精神醫學會的年會活動中，分享他們的治療經驗和努力的方向。
這些年來，台灣的兒童精神醫學在世界上的研究地位愈來愈受到肯定。其中包括高淑芬、陳錦宏等中生代教授，都可以說是世界級的傑出學者。其中的陳錦宏教授，很多同行都不知道他在繁忙的學術工作之餘，多年以來還是撥出很多時間，在中部從事健保可以說是幾乎不給付的注意力缺失過動症（ADHD）孩童及父母的心理治療及教育工作。
心理教育更勝藥物
一個好的精神科醫師，他們不是只有開藥而已。他們花了好多時間在門診，做的工作其實就等於是心理治療和心理教育。甚至往往門診的時間不夠用了，還在門診之外的場合，繼續付出心血幫助這些孩童和他們的父母，腦海完全都沒有閃過任何賺不賺錢的念頭，只是埋頭苦幹繼續堅持做對的事情。
所謂「健保可以說是幾乎不給付」，實在是因為健保的給付低到不可思議，有時甚至比最低工時的薪資都還要低。健保局的剔退比率又高，罰款更是數倍到數十倍，很多精神科醫師在門診做這些事，卻連最低價的簡報也沒有每一個個案都申請，只因為允許的數量實在是太低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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