得病的棘手之處在於，當你經歷生病，你的價值觀不斷在變。你設法弄清楚對你重要的東西，接著，你不停地在弄清楚。就像有人拿走了我的信用卡，而我不得不學會怎麼計畫支出。你或許決定要把時間花在當神經外科醫師，可是兩個月後，你不那麼想了。再過兩個月，你也許想去學吹薩克斯風，或想全心服事教會。死亡或許是個單一事件，可是身懷絕症地生活卻是個歷程。
我發現，我經歷了哀慟五階段的那套老生常談：否定、憤怒、討價還價、抑鬱、接受，只不過次序倒了過來。確診時，我準備好了去死。我甚至感覺良好。我接受了。我已經預備好了。然後，當事態逐漸明朗，我終究不會死得那麼快，我就跌入了抑鬱。雖然它是好消息沒錯，可是也令人困惑，奇怪地消耗元氣。癌症醫學的飛躍、統計的本質，都意味著我可能會繼續活一年，或者一百二十年。重大疾病照理應該使人心智清明。相反地，我明白了自己會死──這點我以前就知道。我的所知未改，而我籌劃午餐內容的能力則萬劫不復。要是我能知道自己究竟還有幾個月、幾年可活，那麼前行的道路將會很明顯。告訴我三個月，我會花時間和家人在一起。告訴我一年，我會寫一本書。給我十年，我會回去醫病。一次只活一天的現實對我毫無幫助：這一天我該幹什麼啊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