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瑞典看台灣:翻轉教育,從翻轉社會開始

2016.08.01 (更新 2017.09.13)

by 吳媛媛 (圓神出版《幸福是我們的義務》)

從瑞典看台灣:翻轉教育,從翻轉社會開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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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上進的動力不應該源自恐懼」在瑞典生活的吳媛媛在《幸福是我們的義務》書中寫道。她從瑞典的角度看台灣,認為台灣過度以學歷判定人的價值,只有尊重每個階層與專業,才能創造社會的平流,達成翻轉教育的目標。

我的國中導師是一個總是帶A段班的「明星導師」。她鼓勵學生上進的方式,就是讓成績好的學生享受特權和優越感。選座位從考第一名的同學開始選,發考卷從最高分開始發,分數越低,老師的神情越不耐,領考卷的同學越畏縮。我從小在這樣的環境長大、學習,慢慢的被制約成這樣的人:總想用學術表現、肯定自己,遇到比自己優秀的人,通常就膝蓋一軟,肅然起敬。每認識一個人,我就忍不住先問對方是念什麼科系?哪裡畢業?在哪工作?彷彿沒有這些資訊,我就會心神不寧,不知道該怎麼和這個人互動。

「唯有讀書高」魔咒怎麼解?

母親在醫院當基層看護,薪水很低,但她還是為我花上大筆補習費;每天下班累得半死,還是騎摩托車載我去補習。其實我知道,這是來自於一種很深的恐懼—她怕我日後像她一樣辛苦,希望我成為「有出息」的人。

去年我去土耳其度假,在飛機上遇到一個也在醫院當基層看護的瑞典媽媽。她說她最喜歡土耳其地中海沿岸和西班牙馬略卡群島,每年夏天都會輪流去這兩個地方度假。想想真有意思,我媽媽最怕我像她一樣,希望我上進,而我現在卻住在一個基層看護享受著和我一樣的勞工權益,也和我一樣每年出國度假的國家。

我不是說臺灣的孩子不需要上進,而是上進的動力不應該源自恐懼,不適合學術專業的孩子們也不應該被蓋上失敗者的印記。在教學內容之外,臺灣教育的另一個問題,我想就是過度以學術表現和學歷來判定一個人的價值,以致所有孩子都被趕上升學的列車,同時造成臺灣技職教育的邊緣化。而這些問題的源頭,我認為是勞動條件和環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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