為什麼我們養出玻璃心孩子?

2020.02.29 (更新 2020.03.24)

by 強納森‧海德特、葛瑞格‧路加諾夫 (麥田出版《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?》)

為什麼我們養出玻璃心孩子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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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麼越來越多孩子有能力應付學業,卻無法應付日常生活?為什麼越來越多的孩子遭遇挫折時,傾向憂鬱與焦慮?美社會心理學家研究,當父母擔心受傷而減少孩子在外面玩的時間,是剝奪讓孩子冒險的機會。

遊戲是培養孩子挑戰風險的方式之一

遊戲研究翹楚彼得.格雷(Peter Gray)將「自由遊戲」界定為「由參與者自由選擇並帶領的活動,參與者是為活動本身而參與,並非有意識地追求達成有別於活動本身的目標」。因此,鋼琴課不是自由遊戲,繞著鋼琴亂跑是;足球練習不是自由遊戲,臨時湊隊踢球是。格雷和其他研究者發現:遊戲之間並不平等。激烈的體能自由遊戲──在戶外進行,與其他孩子一起──是很重要的遊戲類型,我們發展中的心智「預期」的正是這種遊戲。孩子們最喜歡的一般也是這種類型(這也正好說明想像式遊戲或扮演遊戲的重要性,這種遊戲不只在較不喧鬧的室內自由遊戲裡看得到,在打打鬧鬧的戶外自由遊戲中也經常看得到)。

格雷提到,孩子們傾向為戶外自由遊戲加入危險和冒險,例如爬樹、爬牆、用滑板溜下階梯和扶手等等。

他們似乎會自己服用適度恐懼。他們像是刻意製造一些適度危險的情境,好讓自己學習怎麼處理這些情境的體能挑戰和情緒挑戰。這些活動之所以有趣,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它們適度嚇人。摻進的恐懼太少,活動就顯得無聊;摻進的恐懼太多,活動就成了恐怖,不再是遊戲。只有孩子自己對劑量拿捏得準。

不讓孩子學習挑戰戶外遊戲,孩子更無法適應恐懼

可惜的是,戶外體能遊戲是美國兒童生活中減少最多的活動。對相關潮流勾勒得最清楚的研究,是密西根大學一群社會學家做的。1981年,他們請13歲以下兒童的父母協助,詳細記錄子女在隨機抽選的幾天怎麼運用時間。他們在1997年又做了一次。對照之後發現:花在遊戲的時間總共下降16%,而且不但大多數遊戲變成室內活動,活動內容也經常跟電腦有關,沒有其他孩童相伴。這種遊戲無法增進體能,對培養心理韌性和社交技能也效果有限。因此,真實、健康、有益社交的自由遊戲,其實減少幅度還遠遠超過百分之十六。這份研究等於比較了 X 世代的童年(1981年)和千禧年世代的童年(1997年)。圖溫吉對i世代童年(即現在)的分析則顯示:自由遊戲減少的速度已在加快。與千禧世代相比,i 世代與朋友外出的時間較少,與父母互動的時間較多,與螢幕互動的時間則多出更多(我們在第七章講過:雖然與螢幕互動也算社會互動,但它有負面影響)。

在格雷看來,不受看管的自由遊戲是最可貴的。可是跟前幾個世代相比,i世代參與這類遊戲的時間少了很多。他們被有系統地剝奪「自己服用」風險的機會。這一代人沒有享受到健康份量的風險,相反地,他們比前幾代人更傾向規避風險。圖溫吉也發現,對問卷中「我喜歡做些有點小危險的事」這句陳述,世代之間的回答已有變化:從1994到2010年,青少年同意這句話的百分比一直很穩定,都在50出頭。可是在i世代進入數據集後,同意比例下降,2015年掉到43%。

的確,如果i世代的人被剝奪冒險,也因此更厭惡風險,他們對「驚悚」或「威脅」的標準可能變低。在他們眼中,連一般生活雜務都超出他們能力範圍,沒有成人幫忙根本做不到。由此看來,無怪乎 i 世代進入大學之後,大學生罹患焦慮症和憂鬱症的比例快速提高。

過多作業降低孩子學習成就

同一份時間運用調查還發現另一件事:從1981到1997年,雖然遊戲時間減少,但學校時間上升18%,做作業時間更提高145%。杜克大學(Duke University)心理學家哈里斯.庫伯(Harris Cooper)的研究指出:如果作業的內容和份量都出得恰到好處,做作業對國高中生來說是有益的,可是對小學生的好處就比較少;要是作業出得過多又太難,甚至會降低學習成就。然而在過去二十年,小學生的作業卻不斷增加。有些學校甚至要幼稚園學生做作業(蘭諾.史坎納茲跟我們說:她有問兒子的老師為什麼要幼稚園學生做作業,老師的回答是:「讓他們為之後一年級的作業做好準備。」)

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?為什麼我們會剝奪對孩子最健康的遊戲形式,卻給他們更多作業、又看管他們更嚴?各種不受看管的戶外遊戲之所以減少,主因之一顯然是媒體渲染誘拐事件,讓家長恐懼得不合常理(我們在前一章有談過)。在2004年公布的一份大型調查中,高達8成5的媽媽說孩子去外面玩的次數比自己當年少。請她們勾選孩子為何不在外面多玩一玩的原因時,82%的媽媽選了「安全考量」(其中包括對犯罪的恐懼)。

不過,除了安全顧慮之外,美國家長和學生還有另一個恐懼。這種恐懼在中產階級以上的家庭尤其嚴重,而且它比二十世紀末時膨脹太多──大學申請入學。

作者簡介│

強納森‧海德特

紐約大學史登商學院(Stern School of Business)湯瑪斯・庫利(Thomas Cooley)倫理領導教授,一九九二年於賓州大學取得社會心理學博士學位,曾於美國維吉尼亞大學任教十六年。

葛瑞格‧路加諾夫

個人教育權基金會(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in Education, FIRE)會長兼執行長,畢業於美利堅大學和史丹佛法學院,專長是高等教育中的言論自由和第一修正案議題。

*本文節錄自麥田出版《為什麼我們製造出玻璃心世代?》,未經同意請勿轉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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