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3小時的報案噩夢：新北圍棋教師案背後，誰來修補破漏的兒少防護網？

【編按】監察院針對2024年新北圍棋教師案糾正新北市政府，揭露受害家長報案時面臨長達13小時行政單位互踢皮球的困境。當警政、社政與教育系統「各自為政」將形成資訊斷點，淪為加害者的保護傘。若要建立兒少保護網可以怎麼做？本文回顧事件始末，也提供家長日常中保護孩子的方法，期盼能織起一張接住孩子的安全網。

2024年9月1日中午，一名家長帶著剛經歷巨大創傷的孩子，踏進新北市土城區的轄區派出所。本以為這會是尋求正義與保護的起點，卻沒想到，迎接他們的是一場長達13小時體制互踢皮球的二次傷害。

從勤務指揮中心的錯誤指引，到派出所之間因為案發地管轄權的互踢皮球，使這對母子在派出所、醫院與婦幼隊之間不斷奔波。直到隔日凌晨1點30分，警詢筆錄才終於完成。

這不是虛構的電影情節，這是新北市土城區李姓圍棋教師猥褻12名兒童案爆發時的現場。

這起社會案件，不僅揭露了不適任教師潛藏於體制外的真相，也顯示國內兒少保護網，在警政、社政與教育系統的橫向聯繫中，存在著巨大的斷裂。

監察院3月4日召開記者會表示，經監委調查發現，新北市政府於李男社區監控及治療出現斷點、輔導資源統籌涉有諸多違失，糾正新北市政府，並呼籲行政院精進兒少性侵害案件之處理。

從這份監察院提出的糾正案，我們思考，受害者為什麼成為求援無門的孤島？

系統的集體失憶：當「危險因子」淹沒在冰冷的資訊傳遞中

探究這起悲劇的源頭，是「體制集體失憶」所帶來的後果。

李姓加害人涉犯 2 起加重強制猥褻罪，出監後依法應列管 7 年，2018 年 3 月新北市政府評估李男接受身心治療及輔導教育情況，認為其自我控制已有成效而決議結案，但疏於將李男與兒童獨處列為再犯風險因子，並橫向聯繫轄區警察機關注意防範及列為查訪重點。

根據公視報導指出，監察委員紀惠容對此提出結構性診斷：「性侵害防治中心的評估結案的時候，有一個附帶就是『他跟男童相處這是一個危險因子』。可是也沒有把這個彙給警察局，所以這些斷點我們都覺得，這個是整個評估橫向聯繫還有系統性的缺失。」

這個資訊傳遞間的斷點，形同給了加害人重返教學現場的隱形通行證，讓他得以在列管期限未滿前，違法開設圍棋班，將魔爪再次伸向無辜的孩童。

當各部會的資訊庫，包含警政署的加害人資訊、教育部的教育場域不適任人員通報，以及衛福部的裁罰專區各自為政，存有查閱時間落差與資訊不全的限制時，把關容易淪為形式。

這在當今的教育現場顯得危險，因為我們正處於一個「通報量大爆炸」的關鍵轉折點。根據教育部2025年的統計，近17年來國中小疑似性騷擾通報數飆升193倍、突破1.3萬件，疑似性侵害也成長15倍。

這些陡升的曲線不全然代表校園淪陷，而是歷經漫長教育後，親師生終於長出的「覺醒意識」。孩子們具備了辨識的眼光與發聲的勇氣，體制卻沒有準備好足夠的敏銳度與資訊網來接住他們，任由悲劇在資訊斷點中滋生。

冰冷的程序與二次創傷：形同虛設的「減述作業」

回到那漫長的13小時報案過程。在家長焦急、孩子恐懼的當下，國家機器的運作邏輯，卻依然是死板的轄區劃分與行政程序。我們常在教育現場呼籲要「接住孩子」，但在司法與警政的前線，孩子卻因為跨網絡合作機制的失效，被迫一遍又一遍地撕開傷口。

推行逾20年、旨在保護兒少免受二次創傷的「減述作業」程序，在實務現場往往被檢警的辦案需求主導；而衛福部推動的醫院一站式服務，在新北市近三年來竟無實際啟用案例，制度的善意，最終淪為紙上談兵。

（註：減述作業意指，性侵相關案件在偵查階段整合警政、社工、檢察官的需求，以錄音錄影方式一次完成受害經過陳述，避免對受害者產生二次傷害。）

Newtalk 報導也說明，監察委員紀惠容、葉大華、張菊芳在調查報告中，明確指出了這個程序的僵化與失能，並呼籲行政院應參考國際作法，建立真正以兒少為中心的保護空間，像是研議設置Barnahus（兒童之家）之可行性，以落實創傷知情及保障弱勢受害人。

為什麼我們必須如此急迫地建立友善的保護空間？因為對受害孩子而言，光是「說出口」就已經耗盡了他們所有的勇氣。許多兒少受害者並非「不願意說」，而是「不知道怎麼說」，甚至因為加害者往往是熟人或權威角色，讓他們自我懷疑，恐懼「講了也沒人信」，或是連家長都基於各式顧慮而選擇沉默。

我們在家庭與學校教育中，總是教導孩子要勇敢指認加害者。誠如作家田萍在給青春期女孩的書中所強調的，面對侵害時必須打破沉默、保全證據，因為罪惡感不該由受害者承擔。「唯有把自己痛苦的經驗說出來，旁邊的人才有辦法幫助妳。錯的是加害者，而不是被害者。」田萍解釋。

然而，當這些受害家庭真的聽從了社會的呼籲，強忍著恐懼、保留著不堪的證據走向警局時，迎接他們的卻是13小時的互踢皮球與重複陳述。真正的保護，不只是將壞人繩之以法，更是在追求正義的過程中，讓孩子感受到這個世界依然有溫柔的支撐，而非冷硬的審問。

從防堵到預防：用「兒童工作證」重構親師社會信任

面對防範不適任人員機制的破碎與被動，民間團體與監察委員提出建立「兒童工作證」制度，系統性的從源頭把關，避免不適合的人和孩子接觸。

「兒童工作證」的概念，參考澳洲自2000年開始運行的「與兒童工作證制度」。

該制度有幾項特點：

• 適用範圍包括任何與兒童有直接、密切接觸的工作
• 工作證有期效，可定期檢查，經查不適任也可立即撤銷
• 除刑事紀錄外，串聯國內其餘資料行政資料庫
• 隱藏拒發、撤銷工作證原因，顧及求職者隱私
• 強制要求雇主查驗「與兒童工作證」，讓兒童有保障

希望透過制度的建立，能讓父母和雇主清楚知道，參與私人場館、短期營隊、才藝班教育活動的工作人員皆適任，讓孩子能安心參與活動。民間團體也倡議，除了排除所有曾經對對兒少性侵、虐待、辦過被舉發幼兒園等任何記錄的人，還必須通過性別平等、兒童安全維護等訓練，才能取得工作證。

我們無法改變過去的傷痛，但可以透過落實建立跨局處的輔導統籌機制，推動「兒童工作證」的源頭管理，將那張接住孩子的網，重新編織得堅韌而綿密。

遇到怪人怎麼辦？家長可以給孩子的三點提醒

在生活中，孩子和他人互動可能會有各式各樣的情境，例如言談說笑之間，和他人的身體距離較為靠近等。

在國小擔任專任輔導教師的菜桃老師提醒，面對生活中可能會發生的肢體接觸，家長也要教導孩子任何肢體碰觸，都應該區辨是否合宜。只要孩子覺得這樣的觸碰「怪怪的」，就應該要告訴信任的大人。

如遇到兒童性暴力新聞事件，性平教育、兒童性教育推廣講師諶淑婷建議，家長可以和孩子討論，帶孩子演練遇到類似的事可以怎麼做。面對看起來「怪怪的」大人，家長也可以這麼教導孩子：

1. 引導孩子說出發生什麼事：若有人說「不可以說出去」，那就是「一定要說出來」
2. 多告訴不同大人，若爸媽在第一時間不相信自己說的，孩子可以再找第三、第四個人說自己遇到的情況

3. 觀察「怪怪的人的怪怪行為」：請孩子觀察會以一樣的方式，對待其他大人嗎？如果不會，這個人對孩子做的事情就是一件不該發生的事

    

※此篇內容使用AI工具綜整觀點與生成內容，最終內容由親子天下會員經營與訂閱中心審訂